在香港，有時候我出門了，才發現下著雨，而雨傘卻沒帶。

也不是健忘，而是，我根本聽不到雨聲。

法庭最後以漢奸罪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此婆雖非善類，但在淪為刀俎下仍舊霸氣畢呈，雖敗不屈，亦足令人敬佩。

帝制的最大特點是家天下，又叫世襲，就是爸爸當了皇帝，爸爸死了，皇位就傳給兒子，兒子死了，皇位就傳給兒子的兒子，兒子的兒子死了，皇位就傳給兒子的兒子的兒子……

但大約在100年前起，帝制開始不流行了，各個國家的皇室不約而同紛紛被推翻，紛紛解體，紛紛大勢已去。雖然當中也有反潮流而行的情況，就是以總統，元首，主席，領袖等等的名義，當變相的皇帝，再施行變相的家天下。如中國台灣島上的蔣家政權，子承父業，儼然以『總統』之名先後君臨台灣小島。

但這畢竟是逆流。以總統主席之名，行皇帝之實，由父傳子變相家天下的情況，頂多能傳到第二代，極少有傳到第三代的情況。

北韓金家政權於21世紀成功『落實』三代世襲，足證北韓深得中國二千年帝制傳統真傳，是華夏文明的活化石。

古人說『禮失求諸野』，沒想到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在黃河流域，也不在長江邊上，更不在深圳河以南，竟是在鴨綠江南邊。

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一切隨心而為，不受世俗規範，境界之高可見。

何謂『飄然灑脫』，王子猷為我們作了最好的示範。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用粉底就太白了，塗胭脂就太紅；多一點就太多，少一點又不夠。

一切恰到好處，無需再加工，如此而已。

原文標題：China’s economic model isn’t the answer for the US

By Chrystia Freeland

Monday, August 30, 2010

忘掉“世貿遺址旁的清真寺”，蜜雪兒•奧巴馬的西班牙假期，還有墨西哥灣漏油事故吧。 將來歷史學家回顧2010年的時候，他們真正要關注的，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總的來說，這是好事。中國和相關國家的興起，儘管其他的比中國相對遜色一點，就像印度，但這畢竟使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稍微有了一點錢，加入到全球經濟來。這兩個國家的人均生產總值，在1820到1950年間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接著，人均生產總值在1950到1973年間增長了68%，而在1973到2002年間增長率高達245%。

 但我們要小心，不要從中國的復興中上了錯誤的一課。尤其是那個危險的威權體制。

當如此之多的美國人，不論左派右派都在對自家政府的能力存疑時，那種中國體制會變得特別誘人。相比之下，很多美國人，特別是商界和政界精英，已經公開對中國式的政府主導資本主義表示讚賞了。的確，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在經歷了環球金融危機後尤甚，就是Stefan Halper, Ian Bremmer 和其他學者所提到的，中國的經濟模式–也稱作“北京共識”–將會取代美國模式。

那完全錯了。中央計劃經濟善於把貧困的農業社會強行扭轉到工業時代–特別是當別的地方早已發明瞭完成這種轉變所需的科技時。想想1930年代，40和50年代，那時候的蘇聯模式，看起來也好像是可行的，就是這個原因。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主要是通過把那極度貧窮的農業經濟進行工業化。就算到了今天，中國那$3600的人均GDP，大概還跟薩爾瓦多和阿爾巴尼亞平起平坐。我們不知道中央集權的中國是否能更進一步，進而在高端科技和金融革新等領域競爭。當韓國在1980年代實現了這種轉型時，也是蛻變成更民主的政府，和更自由的資本主義。

 當中國變得更富有以後國家資本主義將會發生動搖，原因之一是如果不讓人民成為真正的公民，將難以讓他們變成消費者。讓本土市場成長將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一大挑戰。這表示中國人的消費力需要提高。當中國的中產階級更多時，他們相應的也會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

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二個限制是創意。美國的經濟學有很多缺陷—基礎設施惡化，中產階級被掏空。但美國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是其他國家學不來的：當說到創意，和把創意轉變成人們想要的東西時，美國是無與倫比的。這是一個能出現Apple, Goole 和 Facebook的國家。只有一個開放的社會，才能創造出這些推動技術革命的發明。

事實上，中央集權，威權主義國家會對革命性科技的發展造成妨礙，在這一點上，中國恰是一個反面教材。歷史學家一直糾纏的一個大疑問是，為什麼在十四世紀當中國正處於工業革命邊緣的時候，似乎放棄了激烈的科技變革，而把主動權拱手讓給了歐洲。

對於那數個世紀的停滯，一種較好的解釋恰跟我們對於現今中國崛起的答案一樣—就是那個中央集權，威權主義的政府。正如經濟史學家Joel Mokyr 所寫的：“缺乏政治競爭並不代表不能有科學進步，但卻代表了統治者可以給予它致命的打擊。”同一時間，在紛亂的，分裂的，無效率的歐洲，當一個統治者決意迫害本國的創新者時，“他們只需把經濟重心移到別的地方就可以了。”

獨裁者不太懂得自我反省。 對於中國的崛起，美國不應再自鳴得意了。至少，美國企業，美國政治家，美國人民需要適應世界正由單一強權轉變到棘手的多極世界。讚美中國的人是對的，特別是講到該國那些炫目的基礎設施，接著問為什麼人均收人是中國人十二倍的美國人，反而無法團結起來造出一些類似的東西時。

但美國可尊重中國，但無需模仿它。從遠處看時，獨裁者往往是可羨的。從近處看時，自由市場和自由社會往往是紊亂跟無效率的。但說到創建現代社會，和活在它的好處當中時，世界所發展出最好的模式，還是民主資本主義。

原文地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8/29/AR2010082902898.html?wpisrc=nl_opinions

話說自中學以來，考試壓力之於我的已是按年遞減，由當初極端緊張，到後來敷衍應付，完成不當一回事了。這次考JLPT，可說無任何準備，沒溫書不在話下，今天赴考，全身就只帶了一支鉛筆。

但考試總是考試，沒溫書的考試結果是怎樣，我想我們也太有經驗了。如果這次也能合格，就真是

天無眼！

三名太空人與月球失諸交臂，只能在飛船的窗戶上望望它。事後三人接受訪問，雖然性命得保，但未能登月，亦難掩失望之情。

其實何必失望？就在一年前，就是1969年，岩士唐(Neil Alen Armstrong) 率先踏足月球。但登月畫面傳回地球，只見月球表面一片死寂，遍地荒凉，除了一堆又一堆的爛石頭外，什麼都沒有。

原來月球也不過如此。

在此以前，人類對月球有太多太多的美好聯想與期盼，有太多太多的動人傳說與樂章，但換來的只是一堆又一堆的爛石頭。

所以，何必失望呢？有些東西只宜遠觀，就遠觀好了。

有時候，一個綺麗舊夢，一點美好印象，就把它留住吧。何必把它打破呢？記憶是你自己的，誰也不能把它奪走，誰也不能把它纂改。除非，要把它打破的，是你自己。

但誰會這麼笨呢？

中國的文人很奇怪，喜歡在庭院裡種蕉樹。首先是覺得好看，『能使合榭軒窗盡染碧色』，蕉樹不算太高，大概剛比窗戶高一點，而且顏色翠綠，與周圍環境可以很好地配合，以前又叫『綠天』。

此外，還常會見到詠嘆『雨打芭蕉之聲』的描寫。白居易《夜雨》：『碎聲籠苦竹，冷翠落芭蕉』，張右史：『空山夜雨至，嘀嘀復瀟瀟』。細雨此起彼落打在蕉葉上，構成節奏優美的敲擊聲，所以文人雅士都喜歡趁雨聽蕉聲。

但一部分多愁善感的人，又會因為聽到雨打蕉聲，喚起孤寂哀愁之感，如李煜《長相思》：『秋風多，雨相和。窗外芭蕉三兩窠，夜場人奈何。』等等。

蕉還有一個大優點，就是蕉葉上可以練書法。以前紙張很珍貴，而在蕉葉上練字，原來很方便，寫完之後，只要用水清洗就可以再用了。所以就有『盡日高齋無一事，芭蕉葉上獨題詩。』

不僅如此，蕉還有更高層次的意義，那就是跟佛家思想有關。芭蕉跟佛教有關好像很奇怪，根據陳寅恪《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的說法，其中的關係是：『考印度禪學，其觀身之法，往往比人身於芭蕉等易於解剝之植物，以說明陰蘊俱空，肉體可厭之意。』十八羅漢中就有一個芭蕉羅漢。

用芭蕉比喻佛教『空』的思想，這種用法一直流傳下來，於是就有了白居易《逸老》：『筋骸本非實，一束芭蕉草』，盧綸《提念濟寺暈上人》：『浮生亦無著，況乃是芭蕉。』之類玄之又玄的用法了！

由此可見，『蕉』這種東西，既能平添風雅，又可寄意閒適，更含佛家寓意，實在是不簡單。

再由此推論，懂得把名字改成『蕉』的人，就更不簡單了。

#右為芭蕉羅漢

一是那時候沙田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鄉下”。自然風味十足。二是當時到沙田，儘管有火車，但班次不多，而且行速慢，即使是到沙田也要花一點時間。

香港有一個地方叫大埔工業邨，平時人際罕至，去的全是工業邨的上班族。每天早上，一輛輛旅遊巴把員工從香港各地“輸送”到工業邨內，邨內路上渺無人煙，一片寥落。唯見旅遊巴縱橫馳騁，一路暢通無阻。到那裡上班確實要花點時間。

一，那裡沒什麼人，郊外氣氛十足；二，要花上一個多小時才到。

原來我每天都在郊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