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神秘山洞,恐怖過鬼屋

肇慶 七星岩 水月宮

這個山洞隱藏在肇慶七星岩裡面,是『景區』的一部分,面積很小,又無特色,但卻要收五元入場費,所以遊人大多卻步,彩佢都有味。

但因天口太熱,站在洞口,見涼風陣陣送出,爽過冷氣,便膽粗粗給了五元,入洞當涼爽一下。

誰知不入猶自可,未行夠幾步便知不妥,洞內燈光昏暗,指示不清,完全不知方向所在,只可盲踪踪亂竄,加上洞頂不時滴水,不勝其擾。不料轉過一個彎位,燈光突然轉亮,毫無先兆下眼前突然出現一排人形物體,哇頂!條件反射後退一步,心血少者恐怕已當場暴斃。

只見眼前的人形石像一臉嚴肅,正襟危立,為數有十多個之多,活像祠廟中十八層地獄雕像中的人物。加上面部全都白得出奇,口唇卻塗得通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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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國總統:你叫南海 我叫西菲律賓海

南海諸島 九段線

『南海』一詞,國際上約定俗成稱為South China Sea(南中國海),基本無異議。

但越南首先不服氣,認為『南海』的叫法是中國中心論作祟,這個海明明在越南東面,憑什麼叫南海呢?而事實上,越南傳統上的確叫那裡做Biển Đông(東海),所以應該正名叫『東海』。隨著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鑊鑊新鮮鑊鑊甘,現在基本上已經是『你有你南海,我有我東海』了,明剃中國眼眉。

接著,輪到菲律賓不服氣了。認為『南海』的叫法是中國中心論作祟,這個海明明在菲律賓西面,憑什麼叫南海呢?應該正名,叫『西菲律賓海』。隨著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鑊鑊新鮮鑊鑊甘,現在基本上已經是『你有你南海,我有我西菲律賓海』了,明剃中國眼眉。

最近菲律賓慶祝海軍建軍116週年,總統阿基諾三世再公開稱南海為西菲律賓海,聲稱要加強海軍實力,保衛領土,真是霸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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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所趨

香港因緣際會,在中國近代史上得益於列強庇護,又地處大陸邊陲,戰略上無關重要,於是得以長期自外於大陸的連天炮火,血雨腥風。1949年以後,大陸易幟,山河變色,香港卻得以倖免,成為大陸權貴,政客,資本家的最後避難所。

但礙於地理位置所限,歷史因素所繫,一但中國大陸停止瘋狂,精神漸趨正常,香港將無可避免再次與大陸整合,大勢所趨,不論個人感情上喜歡不喜歡,看似是無可避免了。因此,香港人最重要的應是調整心態,無需抗拒與大陸交往,唯需以行動維持百多年來香港自身建立的獨特制度,文化,使香港不至於淪為一個普通大陸城市。

舉一個例子。回歸以後,香港對如潮水般湧至的大陸遊客心生恐懼,甚至厭惡,情理上完全可以理解。但有一些事實必須認清,中國遊客不只湧到香港,而是湧到全世界。一個國家長期限制國民外遊,限制的時間太長了,以至於外人把沒有此國遊客的日子當作了常態。但事實是,這絕非常態,而是變態。行動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正常情況下根本不該將之限制。此國重新開始國民到外地旅遊,絕對是一大善舉,是“撥亂反正”。中國遊客將繼續出發到全世界,世界亦不會將之拒之於門外,一切只是重歸常態而已。

身處中國巨變這個歷史關口,有些轉變可能不太容易適應或接受。但事實如此,或許該想想如何可以利用這種轉變,化為機遇,才是積極的做法。

人之將死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清朝簽署《辛丑條約》,回來後大口吐血,『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顯然行將就木。但在病榻中,仍不忘上奏摺,其中說道:『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以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劇,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奏摺用語極為沉痛,每次讀來,心中均難免戚然。人之將死,亦無需再遮掩,所以該是李鴻章的心聲。 兩個月後李鴻章病死,恰恰晚清改革也於此時火速展開,真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李鴻章的絕命奏摺打動了慈禧太后?

無論如何,歷史對李鴻章是不公道的。

霸氣畢露

根據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法庭最後以漢奸罪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此婆雖非善類,但在淪為刀俎下仍舊霸氣畢呈,雖敗不屈,亦足令人敬佩。

中國經濟模式不是美國的答案(譯文)

這是先前幫『譯言』網站做的譯文,原文來自華盛頓郵報網站。

原文標題:China’s economic model isn’t the answer for the US

By Chrystia Freeland

Monday, August 30, 2010

忘掉“世貿遺址旁的清真寺”,蜜雪兒•奧巴馬的西班牙假期,還有墨西哥灣漏油事故吧。 將來歷史學家回顧2010年的時候,他們真正要關注的,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總的來說,這是好事。中國和相關國家的興起,儘管其他的比中國相對遜色一點,就像印度,但這畢竟使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稍微有了一點錢,加入到全球經濟來。這兩個國家的人均生產總值,在1820到1950年間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接著,人均生產總值在1950到1973年間增長了68%,而在1973到2002年間增長率高達245%。

 但我們要小心,不要從中國的復興中上了錯誤的一課。尤其是那個危險的威權體制。

當如此之多的美國人,不論左派右派都在對自家政府的能力存疑時,那種中國體制會變得特別誘人。相比之下,很多美國人,特別是商界和政界精英,已經公開對中國式的政府主導資本主義表示讚賞了。的確,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在經歷了環球金融危機後尤甚,就是Stefan Halper, Ian Bremmer 和其他學者所提到的,中國的經濟模式–也稱作“北京共識”–將會取代美國模式。

那完全錯了。中央計劃經濟善於把貧困的農業社會強行扭轉到工業時代–特別是當別的地方早已發明瞭完成這種轉變所需的科技時。想想1930年代,40和50年代,那時候的蘇聯模式,看起來也好像是可行的,就是這個原因。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崛起主要是通過把那極度貧窮的農業經濟進行工業化。就算到了今天,中國那$3600的人均GDP,大概還跟薩爾瓦多和阿爾巴尼亞平起平坐。我們不知道中央集權的中國是否能更進一步,進而在高端科技和金融革新等領域競爭。當韓國在1980年代實現了這種轉型時,也是蛻變成更民主的政府,和更自由的資本主義。

 當中國變得更富有以後國家資本主義將會發生動搖,原因之一是如果不讓人民成為真正的公民,將難以讓他們變成消費者。讓本土市場成長將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一大挑戰。這表示中國人的消費力需要提高。當中國的中產階級更多時,他們相應的也會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

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二個限制是創意。美國的經濟學有很多缺陷—基礎設施惡化,中產階級被掏空。但美國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是其他國家學不來的:當說到創意,和把創意轉變成人們想要的東西時,美國是無與倫比的。這是一個能出現Apple, Goole 和 Facebook的國家。只有一個開放的社會,才能創造出這些推動技術革命的發明。

事實上,中央集權,威權主義國家會對革命性科技的發展造成妨礙,在這一點上,中國恰是一個反面教材。歷史學家一直糾纏的一個大疑問是,為什麼在十四世紀當中國正處於工業革命邊緣的時候,似乎放棄了激烈的科技變革,而把主動權拱手讓給了歐洲。

對於那數個世紀的停滯,一種較好的解釋恰跟我們對於現今中國崛起的答案一樣—就是那個中央集權,威權主義的政府。正如經濟史學家Joel Mokyr 所寫的:“缺乏政治競爭並不代表不能有科學進步,但卻代表了統治者可以給予它致命的打擊。”同一時間,在紛亂的,分裂的,無效率的歐洲,當一個統治者決意迫害本國的創新者時,“他們只需把經濟重心移到別的地方就可以了。”

獨裁者不太懂得自我反省。 對於中國的崛起,美國不應再自鳴得意了。至少,美國企業,美國政治家,美國人民需要適應世界正由單一強權轉變到棘手的多極世界。讚美中國的人是對的,特別是講到該國那些炫目的基礎設施,接著問為什麼人均收人是中國人十二倍的美國人,反而無法團結起來造出一些類似的東西時。

但美國可尊重中國,但無需模仿它。從遠處看時,獨裁者往往是可羨的。從近處看時,自由市場和自由社會往往是紊亂跟無效率的。但說到創建現代社會,和活在它的好處當中時,世界所發展出最好的模式,還是民主資本主義。

原文地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8/29/AR2010082902898.html?wpisrc=nl_opinions

聯合國高層表彰“天安門廣場將軍”「外交政策月刊文章」

本來這是為內地『译言』網翻譯的文章,不過過不了審查,那就算了。放這裡。

原文在這裡:

Top  U.N official honors Tiananmen Square general

Colum Lynch 

 正當潘基文一切就緒準備訪問北京之際,他的其中一名高級顧問沙祖康,卻到了中國向一名退休將領頒授獎項,而該將領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所統領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

 沙祖康,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頒授了“世界傑出和諧人物獎”– 一個白鴿形狀的玻璃雕飾,– 給中國前國防部長,遲浩田將軍,根據一篇官方媒體的報導,是為了表彰他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但並未指出到底是何種貢獻。世界和諧基金會,是一個由中國商人劉藩所創立的私營慈善組織。

 目前還不清楚沙祖康出現在頒獎禮上,是否作為一種姿態,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紀錄表示諒解。在參與了天安門廣場抗爭的民主人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正面臨更熱切的人權紀錄監察。潘基文發表了一份聲明,隱晦地質疑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定,且不願意就劉曉波妻子被軟禁家中公開表示關注。在星期一一個與胡錦濤主席會面的會議中,甚至沒有提及到人權問題。

 一些官員表示,沙祖康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很可能會搞許多有利於中國的小動作,當然,也許他只是以個人名義支持一個資助聯合國事業的大商家。沙祖康的辦公社拒絕評論事件,然後轉介我們到該頒發獎項的機構,世界和諧基金會,而那兒同樣地不回應一切提問。潘基文辦公室的官員表示不知道沙祖康參與了該項活動,“這是我們頭一次聽說這件事。” 首席發言人Martin Nesirky向海龜灣*表示:“目前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論。“(注:海龜灣“Turtle Bay”是外交政策月刊專門披露聯合國內部新聞的網志)

 聯合國官員表示,並沒有明文禁止聯合國人員頒發私營慈善組織的獎項。然而,聯合國人員守則,要求員工“維護及尊重聯合國憲章之精神,包括保障基本人權的信念。”禁止聯合國人員“接受任何政府的指令以及外部組織的資源。”這守則同時要求員工“避免一切與本人身份,或者與該身份所應有的誠信,獨立和公正相衝突的行為,尤其是任何形式的公開聲明。”

 還有,這次頒獎禮事件跟沙祖康另一尷尬事件可有一比,那對於一名國際公僕的生涯來說,誰都想使勁補救的事件。那事件同時也大大有損於潘基文。上個月一個聯合國人員的宴會上,沙祖康醉酒後猛批潘基文,在國際上惡名昭彰。這件事是海龜灣率先報導的。

 遲浩田將軍,曾獲中國人民英雄獎,在天安門鎮壓期間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該事件導致超過3000平民被殺。遲浩田曾公開為軍事行動辯護,但否認曾下達命令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開槍。“作為解放軍總參謀長他參與了鎮壓期間的一系列關鍵會議,但並沒有任何他發言的紀錄。Andrew J. Nathan,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政治教授。“他顯然是其中一名執行鎮壓命令的關鍵官員,但我從現有資料中無法辨別他在當時的決策圈子中扮演什麼角色。”

 “我不知道世界和諧基金會是什麼,但我覺得這類組織代表了一種宣傳部門拓展中國軟實力時的巧妙手法。”Nathan說。“我覺得這是一種對諾貝爾和平獎的回應。”

 世界和諧基金會在2004年創立,根據該組織網站的一段聲明,是為了“宣揚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的理想與精神,”以及“致力為全人類建設和平的文化及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自2005年起,該組織定期舉行敲響和諧鍾儀式,那些鍾是由政府捐獻的炮彈與學生收集的廢金屬製成的。該組織現正嘗試籌募更多資金造更多的鍾。

 聯合國高層,包括前秘書長科菲·安南及副秘書長阿莎·羅絲·米吉羅,均參與過敲響和諧鍾儀式。2008年,該組織聲稱其創辦人劉藩,被沙祖康高級助理Guido Bertucci挑選為聯合國世界論壇的其中一名演講者,該論壇旨在促進公共管理。但該論壇網站中並沒劉藩參加過的紀錄。

 該組織曾資助聯合國的工作,包括2009年承諾資助一個由聯合國外事部,維持和平部及一個私人組織Cuture Project合辦的音樂會。Inner City Press公佈了一封2009年7月給劉藩的信,其中提到維持和平部副部長Alain Le Roy向劉藩致謝。

 “你的支持對我們至關重要,“Le Roy寫到,“我們誠意邀請你到維持和平部的會議室來,在那裏你可以通過簡報得悉我們正在全球進行的維和任務的概況。還有,我們誠意邀請你到維和部的實況中心參觀,那裏的工作人員全天候監察著事態的發展,每天24小時,每星期7天。”